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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白居易(772—846),字乐天,晚年居香山,自号香山居士,曾任太子少傅。后人因此称“白香山”、“白傅”、“白太傅”。祖籍太原。后迁下邦(今陕西渭南县)。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,世敦儒业,祖父、父亲皆以明经出身。乐天堂fun88app10多岁时,因避战乱,只身漂泊江南。他读书勤奋,29岁中进士,32岁又以“拔萃”登科,初仕校书郎。35岁复应制举“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”,以第四等入选,授官盩厔室尉。此时,写了脍炙人口的《长恨歌》,和反映农民困苦的《观刈麦》等诗。不久入翰林学士。又做3年左拾遗。白居易踌躇满志地说:“十年之间,三登科第,名入众耳,迹升清贵。”白居易面对社会现实,深感有“为民请命”的责任,而最高统治者的信任,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。于是,发出了“丈夫贵兼济,岂独善一身”的呼喊,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,不怕牺牲,不计个人得失“正色摧强御,刚肠嫉喔咿。常憎持禄位,不拟保妻儿。养勇期除恶,输忠在灭私!”这不仅是白居易的政治态度,也是他的文学创作态度。当校书郎秩满时,他“闭门累月,揣摩当代之事”,写成《策林》75篇,提出人民贫困的原因是“官吏之纵欲”、“君上之不能节俭”、“财产不均,贫富相并”。他要求统治者“以天下之心为心”。“以百姓之欲为欲”。建议“立采诗之官,开讽谏之道”。在任左拾遗期间,一方面履行谏官职责“有阙必规,有违必谏,朝廷得失无不察,天下利害无不言”;一方面利用诗歌配合斗争,“难于指言者,辄咏歌之”。《秦中吟》和《新乐府》等许多讽谕诗像利剑一样射向黑暗的现实,刺痛了权豪们的心,使他们“变色”、“扼腕”、“切齿”。然而白居易却“不惧权豪怒”。不惧权豪怒终受权豪害。元和十年(815)盗杀宰相武元衡。白居易认为是有史以来的“国辱”,首先上书请捕贼,权贵们怒其越职奏事,造谣中伤,借机将他贬为江州司马。白居易心中明白:“始得名于文章,终得罪于文章。”

  被贬之后的白居易“换尽旧心肠”,虽然写出《琵琶行》和《与元九书》,唱出“不分气从歌里发,无明心向酒边生”的微辞,但是人生态度已转向消极。随着政治环境日益险恶,逐渐滋长了佛、道思想。他把儒家的“乐天安命”、道家的“知足不辱”、佛家的“四大皆空”糅合在一起,作为明哲保身的法宝。他悔恨自己“三十气太壮,胸中多是非”,力求“面上灭除忧喜色,胸中消尽是非心”。白居易沉默了,“世事从今口不言”。他认为“多知非景福,少语是元亨”。为避牛李党争之祸,他采取中隐之路,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,以地方官为隐。于是力求外任。任杭州、苏州刺史之后,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,在洛阳度过人生的最后18年。在消极思想的支配下,白居易写了大量的“闲适诗”、“感伤诗”。“讽谕诗”虽然不写了,在不触怒权豪而又力所能及的情况下,白居易为百姓办了许多实事。在杭州筑堤浚井,至今尚有白堤在西湖。在苏州,苏州人民对他感情深厚,离任之日,“苏州十万户,尽作婴儿啼”。在洛阳“心中为念农桑苦,耳里如闻饥冻声”。会昌六年八月,白居易病逝于洛阳,葬于洛阳龙门山。

  白居易是继社甫之后,杰出的现实主义伟大诗人。他的独特贡献就在于总结中国自《诗经》以来,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,建立了现实主义诗歌理论。指导了新乐府运动的开展。《与元九书》便是全面、系统、有力地宣传现实主义、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书。

  白居易响亮地提出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诗歌合为事而作”的口号。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,肩负起“补察时政”、“泄导人情”的政治使命。他指出,要写做出为政治服务的诗,就必须关心政治,主动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创作泉源。他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。“诗者:根情,苗言,华声,实义。”白居易强调诗歌内容和形式的统一,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,为内容服务。

  白居易在这种诗歌理论的指导下,写了1300多首诗歌,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。白居易曾将自己51岁以前写的诗编为四类:一讽谕、二闲适、三感伤、四杂律。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讽谕诗。这些讽谕诗,是和他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相一致的,也是他现实主义诗论的具体实践。其中《新乐府》50首,《秦中吟》10首,“篇篇无空文,句句必尽规”,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杰作,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现实性。

  讽谕诗从“惟歌生民病”出发,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,并表示极大的同情。乐天堂fun88app《观刈麦》写农民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”的辛苦,“家田输税尽”,不得不捡麦穗充饥的清贫,“自愧”不劳而食。《采地黄花》写农民“愿易马残粟,救此苦饥肠”,“嗷嗷万族中,惟农最苦辛”。白居易在《杜陵叟》诗中为农民怒吼:“剥我身上帛,夺我口中粟。虐人害物即豺狼,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!”白居易关心农民疾苦也关注妇女的命运。写《井底引银瓶》、《母别子》、《后宫词》、《请拣放后宫内人》、《上阳白发人》发出“须知妇人苦,从此莫相轻”、“人生莫作妇人身,百年苦乐由他人”的呼喊。白居易深知人民的疾苦是由于“一人荒乐万人愁”造成的,因此,在讽谕诗中揭露统治阶级的“荒乐”和弊政。《赠友》、《重赋》揭露两税真相,“敛索无冬春”,控诉“夺我身上暖,买尔眼前恩”的强盗统治。其中“宫市”是中唐的一大弊政。以皇室购物为名,“实夺之”。少有人敢过问,白居易写《卖炭翁》标明“苦宫市也。”

  卖炭翁,伐薪烧炭南山中。满面尘灰烟火色,两鬓苍苍十指黑。卖炭得钱何所营?身上衣裳口中食。可怜身上衣正单,心忧炭贱愿天寒。夜来城外一尺雪,晓驾炭车辗冰辙。牛困人饥日已高,市南门外泥中歇。翩翩两骑来是谁?黄衣使者白衫儿。手把文书口称敕,回车叱牛牵向北。一车炭,千余斤,宫使驱将惜不得。半匹红纱一丈绫,系向牛头充炭值!

  诗中“黄衣使者”和“宫使”都指宦官。虽不发议论,更不见讽刺之辞,但是,是非爱憎见于叙事之中,写法独特。白居易关心时政,更热爱国家。《西凉伎》通过老兵的口说出国境日蹙的军事形势。

  白居易的讽谕诗,主题明确,集中专一。一首诗集中写一件事,效法《诗经》作法,以诗的首句为题,在题下用小序注明诗的美刺目的,惟恐人不知其旨,“首句标其目,卒章显其志。”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,采用外貌、心理等细节深化主题。《卖炭翁》写善良辛劳的炭工外貌、心理,十分生动、感人。白居易还善于用对比的手法反映社会矛盾,夹叙夹议,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冲击。用通俗化的语言,平易近人,妇孺皆能成诵,因此,广为流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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